“起底”《炎黄春秋

　　张翰眼睛密集图

　　《炎黄春秋》创办于1991年，起初十年是一份中间偏左的杂志，发表的文章整体上还是马列主义，1981年中央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四项基本原则的，而烈士、否定历史、搞历史主义的文章即便存在，也是凤毛麟角。

　　但从2002年开始，《炎黄春秋》发生了质变，开始试图推动中国体制，推动的方向是：废除人民、落实，思想，鼓吹中国要照搬欧美制度来实行。作为立场质变的直接反映，2002年该杂志就连续发表了一批、突破历史决议底线、搞历史主义的文章。此后，《炎黄春秋》上刊登的呼吁、美化制度、历史、的文章越来越多。

　　2002年之后的《炎黄春秋》虽然名义上仍是一份以研究历史为主的综合性杂志，打着“秉笔直书”的，但实际上变成了兜售历史主义的大本营，其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倾向日益明显，其主要特点是：

　　（一）每期主要内容在于集中描述中国的错误历史，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历史，给人的总体印象是什么好事都没有做。

　　《炎黄春秋》的不少文章对前30年的历史采取了简单否定的态度。他们认为：“中国进步靠什么？中国为什么倒退，走了弯？二战后中国走的歪跟苏联关系很大，公有制、计划经济、斯大林式、党外的斗争，把我们害苦了。”前30年的历史是中国领导中国人民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的历史,把这段历史情绪化地称为“歪”，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应有的态度吗？这不是历史主义又是什么？

　　该刊有些文章否定从时期一直到今天党的主要领导人都高度肯定的“枫桥经验”，认为：“‘枫桥经验’是极左年代产生的一个‘以为纲’的极左文件，以‘群众’代替司法机关，几百万被群众的四类的权益被殆尽，其悲遇令人，家属子女受到的歧视难以尽述。”这种说法是历史的本来面目吗？显然夸大了“枫桥经验”推广中存在的问题，以偏概全，了真实的历史。

　　中国的失误并不是不能说，但一定要进行系统、具体、历史的分析。当事后诸葛亮是容易的，苛求前人也是容易的。历史地看，中国与其领导人所犯的错误，主要是由于经验不足和历史的局限所造成的，而不是党的领导地位和本身造成的。中国所经历的曲折和犯过的错误，并不是党的本质和主流。总的来说，中国的历史还是的历史。作为一个对人民负责的政党，中国从来都能正视自己的错误，并且注意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并汲取教训。

　　该刊很多文章把中国的错误当作中国历史的全部，把中国的历史说成错误的堆积，让人看后对中国信心乃至产生恶感。这种混淆主次、历史的做法，不是历史主义又是什么？

　　（二）集中的错误，偶尔涉及。不仅写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而且放大在新主义时期的错误，并放大以来党的部分失误。

　　该杂志最近几年，几乎每期都有的文章，个别文章已经开始，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化的主张和决策。为了集中，经常刊发新中国成立后犯“左”的错误时的一些亲历者的回忆录。这些文章虽然有一定真实性，但都采取简单的的态度，并不能让人信服。一些人不能正确对待自己过去所受的不公平待遇，特别是反“右”和“”中的，因为对中国不满进而否定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历史。

　　这些年来，该刊把大量笔墨聚焦在一生的错误上，不仅连篇累牍、反反复复地诉说新中国成立后的错误，而且肆意放大在新主义时期的错误，把妖。在一些学者看来，一生，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没有做一件好事，因此，他们要彻底否定。有的文章否定提出的新主义理论，认为“1949年以后的新主义不是主义，而是主义。1949年以后，新主义的逻辑只能是。我们的目标是市场经济、”。

　　在其刊发的文章中，有的否定新中国成立后和我们党提出的知识政策，认为“从上消灭知识，这就是所谓‘团结，教育，’的知识政策的真谛。它与对工商业和工商业者‘利用，，’的政策，并无二致。知识在几十年间历经的，正是这一基本政策派生的，并非所谓‘经是好经，让歪嘴给念歪了’。来自各级干部对知识的歧视、打击、，其源盖出于此”。

　　该刊曾发表大量文章否定领导的社会主义，认为“夺取以后，同志放弃了他正确的新主义论。他马上幻想在中国搞个‘乌托邦’，急急忙忙地要进入社会主义，比斯大林模式还要斯大林模式，所以发生了一系列‘左’的错误”。甚至公然说，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由于的失误，全国饿死了几千万人，说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因为一个领导人犯错误而饿死这么多人。“的新主义只能和的社会主义相通，历史已经证明，他搞的社会主义给中国造成了灾难”。

　　该刊还有不少文章否定的个人品质，认为“邓拓现象浅层的因素很多，其中一个是同志性格上的、个性上的、人品上的若干问题”。有的文章为在中国历史上犯误的领导人，如陈独秀、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等“”来，说是制造了这些领导人的“冤案”，要还原历史的，揭露的真实面目，把描绘成一个心理的斗争者。

　　虽然一生犯了一些错误，特别是晚年犯了严重错误，但这与他对中国人民的贡献相比，功绩永远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而且他的失误，是在探索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道过程中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家、马克思主义者犯的错误。从其犯错误的动机来看，目的也是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而且他的错误，更多的属于历史的局限。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任何杰出人物都是时代的产物，不可能超越历史和时代的。因此，我们在评价历史人物时，必须把他们放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时代背景下来评论他们的功过。

　　在中国这样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先例，犹如攀登一座人迹未至的高山，一切攀登者都要披荆斩棘、开辟道。诚如习总指出的：“同志晚年的错误有其主观因素和个人责任，还在于复杂的国内国际的社会历史原因，应该全面、历史、辩证地看待和分析。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应该放在其所处时代和社会的历史条件下去分析，不能离开对历史条件、历史过程的全面认识和对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不能忽略历史必然性和历史偶然性的关系。不能把历史顺境中的成功简单归功于个人，也不能把历史逆境中的挫折简单归咎于个人。不能用今天的时代条件、发展水平、认识水平去衡量和要求前人，不能苛求前人干出只有后人才能干出的业绩来。是人不是神。尽管他们拥有很高的理论水平、丰富的斗争经验、卓越的领导才能，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认识和行动可以不受时代条件。不能因为他们伟大就把他们像神那样膜拜，不容许提出并纠正他们的失误和错误；也不能因为他们有失误和错误就，抹杀他们的历史功绩，陷入主义的泥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