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一生，令人艳羡地践行了行万里、读万卷书这样的古典人生理想。单说旅行，早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他就自承，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去过中国内地八次，欧洲五次，美洲、中东、非洲、、日本、甚至东欧的南斯拉夫也去过了，东南亚差不多去遍，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更是不计其数，考虑到在这二十余年里他写下过15部长篇武侠小说、堪称海量的社评与专栏文字，而犹能拿出时间做此壮游，实在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
金庸不但热爱旅行，也留下一些质量颇高的游记文字。笔者请教其秘书李以建得知，早年《》上时会刊发金庸写的游记文章，这些文章，都冠以“旅游寄简”的栏目名称，由于十分零散，目前还没有整理齐整。
在目前的金庸作品选本中，收有日本游记、土耳其游记及游记，其中前两篇是短篇，游记是长篇，且最值注意。
根据学者李政亮的研究，从十九世纪中期大举进入东亚开始，东亚国家出现一项极为特别的文体它们或被以“游记”、“日记”等不同名称命名，但是，就内容而言，这些作品却有极大的相似之处，即均非抒发游山玩水的感性之作，而同样都是对国家进行不同面向的考察，其中，文明之道更是这些作者所强烈关心的焦点。在这些作品中，梁启超的《新游记》堪称中文旅行的翘楚（《读书》2007年第4期）。
金庸成长、受教育于时代，具有强烈的民族与国家情怀，综观他的游记作品，不难发现，它们与梁启超所代表的旅行文章在旨趣上一脉相承，即关怀者大，哪怕是短小的篇什，也非一般意义上的游记文字，而是关注大问题、大。
写于1966年1月的日本游记，没有总标题，分四篇以“旅游寄简”方式刊出，全文4000余字，记述的是两年前金庸代表《》参加国际新闻协会在东京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时的。这是目前所见的金庸游记中较为清浅、随意的篇什，分别记录了作为东道主的日本新闻协会的招待会、酒吧、看艺妓与舞、书店与，文章不长，且都是从小角度讲述，但仍处处流露出关怀大问题的风格。比如，在记述日本新闻协会举行的招待会的开篇文章中，金庸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时任日本部长大平正芳应邀在宴会上发言，虽然贵为部长，但大平正芳对新闻协会、《每日新闻》的前任社长本田先生“态度可得很，”而“本田却潇洒自在，并不以为大平是如何贵的贵客。客人都感觉到，在日本，一个重要报人的地位是高于一个重要的人物。”
《忧郁的突厥武士们》的写作背景是金庸到土耳其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第十三届年会。年会的召开时间同为1964年，具体时间是五六月间，而写作时间也是两年之后的2月,全文7000余字。
即使是今日，土耳其于国人而言，仍不免是个神秘、陌生的国度，遑论半个多世纪前。故金庸从动身前，竟连最大的旅行社都不知道该去何处办理到土耳其的签证。不过，经其一番笔墨料理，土耳其变得殊为生动、切近。原来，这个历史上的突厥民族，不但与古代中国曾有过深刻的交缠，在近现代历史上也堪称“同病相怜”中国人曾被称作“东亚病夫”，而曾经骁勇善战的土耳其人也同样戴上了“近东病夫”的恶谥，两个曾经缔造过辉煌历史的国家，在欧洲工业后，都同样地了，地踯躅在现代国槛面前。金庸出入文史、纵横古今、游弋中外的深湛文化，在这篇土耳其游记中可谓体现得淋漓尽致。文中，他熟练引用唐传奇、希腊、《唐璜》及罗素、D罗塞蒂等人著作，同时摭拾有趣的风俗掌故与经济社会材料，用凝练而简约的文字，将土耳其的历史脉络、民族特点以及中土关联讲得清晰而有趣。如圣诞老人原来竟然是土耳其人，而土耳其烟草品质冠绝世界，以至于任何上等的美国香烟、英国香烟中，都混有3%到5%的土耳其烟草（再多就混不起了，成本太重）。文末，记述金庸参观伊斯米一座石室时，遇到一位代亡夫、原来国际新闻协会的热心来土耳其圆梦的老妇人，他写道：“我想起英国诗人D罗塞蒂写过一首小诗，描写一个早夭的少女，在天堂中等待她情人的灵魂，素手如玉，倚着黄金栏杆，晶莹的泪珠，滴上了白色的长袍”自然、娴熟，显示了良好的文学素养。
金庸关注大问题的旨趣也再次显露无疑。在参观土耳其宏伟的建筑圣智大（HagiaSophia）时，他注意到，这座本来是罗马件建造的，在土耳其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将其改为堂，但其中和教有关的雕刻和绘画，仍旧予以保留。对此金庸抒发了如下感想：“土耳其苏丹的文化很低，却居然有这样的见识；回当时在教思想上与徒斗争得非常剧烈，却居然有这样宽宏的襟怀。相形之下，那些连在文化艺术上也不能稍容的现代人，反而显得是中世纪时代的人物了。”
日本与土耳其游记，都是金庸在旅行过后的第三个年头里写的，两篇文章细节都颇为详实，故笔者悬揣，金庸或许有记日记的习惯。若果如此，以金庸一生经历之波澜壮阔，特别是有曾参与起草基本法的经历，则其日记一定颇有可观。
金庸游记作品的扛鼎之作，是《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该篇游记的写作背景是：1973年4月18日至28日，应邀请，金庸赴台考察访问，回港后撰写长篇游记，于当年6月7日至23日在《》上连载。文章刊发后，在两岸三地引发很大反响，特别是当时的，因此迅即在7月份结集出版了单行本。今年书展前，天地图书公司推出《当代作家作品选集金庸卷》，收入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使这篇在金庸文字世界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很长时间里却难得一见的游记文字重见天日，不但嘉惠金迷，对一般读者而言，也是一桩盛事。这篇长篇游记中的观察与思考，今日读来仍富启迪，即从游记写作角度而言，也是可以揣摩、学习的上乘之作。
金庸的之行，条件可谓得天独厚。向其承诺，他可以见想见的人，去看想看的地方，回到后，可以发表任何和意见，甚至是极其严厉的。而事实上，金庸在的十天也确实是一绿灯，其采访对象之高端、接触范围之广泛、探讨问题之深入，都不是一般普通的采访所可比拟。在方面，他采访到了实际执掌最高的长蒋经国、主管经济事务的“副总统”严家淦；赴金门采访，则由“”军事发言人李长浩少将、“”部副主任白万祥中将等陪同，与新闻界、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往来自然更不在话下。采访涉及的话题，包括、的土地、地方选举、军队以及新闻状况等。
游记的开篇，金庸即表明，以自己温情、随和之性格，加之主人之客气，本来是不好讲太多不好的话的，但此次自己去，并非以私人身份去亲戚朋友家做客，而是以记者身份去采访。有关国家人民的事，做记者的应当终于职责和，向读者报道，如果只讲好话，有失报人的品格。他并说，如果把他当作一个朋友的话，“友直”总比“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要有价值一些。
事明，虽然贵为座上宾，但金庸的确做到了秉笔直书，客观中立，甚至用傲骨铮铮来形容也不过分。《在台所见，所闻，所思》四万五千余字，考虑到金庸是在返港后的两个月里即在《》上完成此篇游记的连载，其效率委实令人吃惊。
即使以半个多世纪后的眼光看去，这篇访问记也允称一篇立意高、写作精、有情怀的大手笔之作。整篇文章，金庸超越党派之见，站在一个中国的立场，以普通中国人的福祉为看待问题的最高原则，去分析、考察、经济及社会的真实状况，并对两岸执政者给出诚恳的，其中的一些思考，今日仍不失。
概括地说，关于两岸前途，金庸的核心思想，是基于民本主义的一个中国立场。他认为两岸应该努力使得治下的人民的生活，比对方治下的人民更好，两岸为此而展开的和平竞赛，将使全中国人民受益。在此基础上，他殷切希望实现中国在越南停战前后对南北越提出的统一目标，即双方组成一个“、、中立、人民享有教、、言论出版、企业、居住、行动、、财产权、人民获得充分保障的民族和睦。”
从这一愿景与标准出发，金庸肯定了当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的成就，比如经济保持了多年的10%以上的增长速度、成功的土地、根除军中派系、注重将士谋生技能培训的军队等，但整篇游记给人留下最深印象的，还是那些直言不讳的性文字。
他人享受不到充分的，工人没有的，法的，出境旅行相当不容易，和法庭有相当大的来侵入民居和捕人；
所说的，与斗争，现在已不是为了夺取，而是在中国人所喜爱的生活方式这一说法，金庸驳论说：生活方式包括方面与物质方面。物质生活的标准，无论什么思想体系下都是一样的，生活的标准就颇不同，有人以为只要国家强大，一切都可；也有人认为个人言论与行动的比什么都重要。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生活还是有普遍标准的。
他进一步说，中国人有传统的生活方式。几千年来，中国人民能与的，能接受无的，觉得那是理所当然，但接触之后就能认识到与的好处，正如一个生在落后社会中生活的人，并不觉得油灯、牛车、葵扇、柴灶有什么不好，但当享受过电灯、汽车、冷气机、石油气炉之后，自然会对油灯、牛车等等不满意了。中国人不是不喜欢，只不过以前没有机会享受到而已。有些学者说中国人能者的，那是中国人的民族性。这种说法是了中国人，等于说中国人犯贱。只要是好的东西，人人都会喜欢的。
他一些公务员爱摆架子、打官腔；一般人不遵守公共秩序，马上的汽车交通混乱之极，驾车人对马中心的白线视若无睹，不守公共秩序似乎是一件威风神气的事，在心理上，好像旁人的是表示自己高人一等。
金庸访台时，值被赶出联合国而由中国取而代之不久，全岛上下深受震动，悲情弥漫，如何应对，自然是他非常关心的问题。对于提出的“庄敬自强，处变不惊”这一口号，金庸也提出意见，认为“处变不惊”是给自己壮胆的话，说明内心还是惊的，不如改为“沉着应变”更为积极。
显而易见，如果邀请金庸来台访问的目的，是收获一篇充满正能量的公关文章的话，那十有会很失望，因为金庸扮演的，是如假包换的诤友，有一说一，一针见血，毫不乡愿。
作为文章高手，金庸当然不会让自己的笔始终在家国的炫目高度上驰骋。他不时在文中穿插一些花絮性的闲笔、掌故，既能让人增加对社会的了解，又能松弛读者的神经，增强文章的可读性。比如他描写歌舞升平的气氛时，写到了号称世界规模最大的“新加坡舞厅”，也写到了的酒女制度，有一次高阳与古龙等请金庸吃饭，招来陪酒的女子前前后后有二十多个，金庸观察到，这些酒女的教育程度相当不错，其中有两位小姐在谈话中引了李后主的词、白居易的诗。有一个酒女刚进来，古龙问道：“咦，你不是不做了，怎么又来了？”酒女说：“东山再起，重作冯妇。”让一座人不免刮目。
谈到国共两党不再以“”“匪帮”相称，金庸在赞扬国共双方的风度都在增加的同时，讲了一个同事从傅泾波女儿那里听来的事：曾经通过驻外，送了两斤特级老人人参给蒋介石，以资补养，请他保重身体。谙熟历史的金庸由此想到三国时魏国羊祐和吴国陆抗各领大军隔江对抗的故事。某次陆抗生病，羊祐送了药去。陆抗的左右劝他决不可服敌人的药物。陆抗说：“岂有鸩人羊叔子哉？”服药之后，果然好了。金庸赞叹说，两人的家风度千古传为美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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