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上有人讲，我们平均一顿钢材利润8.4毛，买不了一瓶矿泉水。钢材作为这么重要的战略物资，我们钢铁行业认为我生产一吨钢材还不如我卖一瓶矿泉水挣钱。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把控不住风险。”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在蓟门金融论坛上如是说。
李正强直言，我们的信贷市场、我们的债券市场、我们的股票市场，可以说能解决企业的资金来源问题；但当面临着原材料价格大幅度上涨和产品价格大幅度下跌的时候，资金使用效率问题也变成很难解决的问题。
据和讯网了解，大商所理事长李正强在中国的商品期货和金融期货方面非常有研究。他是证监会组建时的创始人之一、参与者之一，曾是证监会基金部成立之初基金处的处长，对基金非常熟悉，而后，又组建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时任副总，后来又担任大商所理事长，直至现在，他领导的大商所已经进入“世界前十大商品交易所”。
李正强表示，市场化、社会化的风险分担和转移机制必不可少，因为实践证明定价、大企业垄断都不可行，价格保险20年来也没有成效，只有利用衍生品的市场，才能较好地管理价格波动风险。
“在四大类最基础的衍生工具里边，期货和期权是在指定的交易场所里进行交易的场内衍生品，远期和互换是两种场外的衍生品。这四类里面最重要、最基础、最能够形成定价基准的是期货。”他如是说。
他强调，期货交易所为衍生品的核心，是衡量金融基础设施的重要根源，比股票交易所还要基础，因为它要开发合约的，股票交易所不开发合约，而且发股票都是承销商设计好的股票，求挂牌上市，而期货交易所是自己要上市，对产品的风险防范更为严格。所以交易所成为场内衍生品的核心主体。
对于能否开发为合约的商品，他列出了四个条件：一是市场规模要大，价值量要大，一般单一品种市场规模在200-500亿；二是想开发成期货产品的商品要有强烈的价格管理需求；三是开发商品有非常清晰的贸易流向；四是开发商品容易标准化。
在李正强看来，一张股票代表一个公司，而一张衍生品合约涉及一个产业链。比如说铁矿石，铁矿石对于矿产企业是产品，对于贸易商来讲既是产品又是原料，对于钢铁企业来讲它是原材料，所以它涉及整个产业链。从这个意义上讲，期货合约、期权合约带有宏观性质，股票是微观的东西。所以为什么它有指数，指数才具有一定的宏观性，这就是它的差别。所以期货、衍生品市场为什么和国民经济关系这么直接，与这个有一定的关系。
他认为，在现代经济市场里，价格体系只考虑现货价格不完整的，一定要考虑未来的价格（即期货价格），只有用未来的价格指导未来的调控，才能让调控变成逆向调控，有效调控，而不是加剧市场经济走势。例如，铁矿石期货的价格指数，铁矿石下游就是钢材，钢材的多少，它的产品一定会反映到对铁矿石的需求上。钢材又是国民经济里非常重要的建材材料，人们对于建材价格的需求，钢材价格的需求反应到铁矿石价格上，它当然对经济形势产生预盼作用了。
李正强直言，期货的价格是大商品国际贸易的定价基准，是国际大商品贸易价格体系的核心，所以全球大商品都看期货价格。知名的交易所已经成为大商品交易定价中心了，这个对于国家利益的，对于世界秩序公平合理都能产生重大的影响，不只是一个品种运行，也不是一个交易所的问题，其背后是问题。
他坦言，中国商品期货的成交比例、全球的商品成交量中国占一半以上，全球的商品期货和期权里，中国只有期货，所以现在中国在国际衍生品市场的地位已经确定，量上来看已经确立。
中国在1990年有了期货交易所，不到5年就建立了统一的集中管制，彻底解决了监管机构和交易所之间的博弈。中国还有一套全世界都没有的监管制度，即看穿式监管，在国际场合上来讲，都是中国的期货优势，具体有四个方面：一、服务实体经济。二、中国强调风险防范稳健运行，守住系统性风险的底线。三、主导推动建设发展的径，交易所不以盈利为目的，先商品后进，先期货后期权。四、强力监督，稳中有进。他如上讲到。
“所以这常独特的，这些制度非常特别的，在我们一系列的服务实体经济的一些品牌，然后看穿式监管，全世界都羡慕这个东西，美国CBOT的说没想到你们在期货市场的监管方面远远把其它国家甩在后面，这一条是经常在国际场合讲中国的期货优势，看穿式。”李正强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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